自唐宋以来，越是显赫的官员，越有一个有趣的文化现象：都希望身后能获得“文正”的谥号。

为什么这些人已经贵极人臣，还要追求这个虚名呢？那让我们先看看都什么人获得过这个称号：范仲淹、司马光、耶律楚材、方孝孺、刘统勋（刘墉之父）、李鸿章……,几乎就是宋以后的臣子全明星阵容。

当然其中还有一位，就是本文的主人公：曾国藩。

01

超强的抗打击能力

在“立德立功立言”的传统评价体系内，儒学创始人孔子、“心学”大师王阳明被公认为两圣人，再接下来就得数曾国藩了，后世赞誉他为半个圣人。

可这半个圣人早年却是以愚钝著称的，我们看两个例子。

曾国藩年轻读书的时候，有个小偷看他家境殷实，想等曾国藩睡了以后进入房中偷东西，就悄悄藏在窗外，可曾国藩一直在背书，小偷也只能在窗外一直听曾国藩背诵。这一等就是好几个时辰，曾国藩磕磕巴巴地还是没背下来，这个小偷可火了，一把推开房门，进来大喝一句，“就你这个智商也想考取功名，别让人笑掉大牙了。”然后拿起书把刚才曾国藩背诵的内容一字不落地背了一遍，之后扬长而去，只留下一脸懵逼的曾国藩。

后来，曾国藩从十四岁开始，连考六次，结果次次落榜，最糟糕的是他第六次考秀才时，觉得发挥不错，等到放榜的时候，看到父亲在榜上赫然在列，于是曾国藩惴惴不安地开始找自己的名字。

这一找不要紧，最后在一个榜上他找到了，不过不是及第榜，而是榜边的告示牌。原来，被该科的督学觉得曾国藩的文章辞藻还可以，但文理欠通，决定树立成反面教材，全省通告，警示其他考生切莫再犯这样的错误。

这种打击对一个学生来说绝对是毁灭性的，可见清末名臣、后世封圣的文正公绝非从小耳聪目明、心明眼亮，而是有着一个糟糕的学业开局；但也正是这位天资驽钝的学子，后来靠着调整学习方法，持之以恒地努力，开挂似的23岁中秀才，24岁中举人，28岁中进士，成为他们家族百年来的第一个翰林。

这时候那位过耳不忘的小偷，恐怕早已经把牢底都坐穿了。

02

射手座的自我救赎

每年都有人考上进士，但能成为一代名臣的人屈指可数。

初到京城的曾国藩，并没有表现出和其他官僚明显的不同，在北京头两年，他的无谓社交很多，每天都要“四出征逐”，走东家串西家，酒食宴饮，神侃穷谈，下棋听戏。

虽然他给自己订了自修课程表，但执行得并不好，认真读书时间太少，有时间读书心也静不下来，这是不是和我们今天自己的状态很像？

道光二十年六月，曾国藩就在日记里写道，四月份“留馆”之后，他“本要用功”，但“日日玩憩，不觉过了四十余天”。翻开日记，这段时间曾国藩经常责备自己“宴起”、“无恒”、“太爱出门”，但就是无法克制。

彼时曾国藩另一大人格缺陷是为人傲慢，修养不佳。他长期在湖南乡下苦读，朋友圈里基本都是不如自己的人，又少年及第，所以养成了傲慢的性格。在北京的最初几年，“高已卑人”，“凡事见得自己是而他人不是”，这种最常见的人性缺陷在他身上也体现得很明显，接人待物，不周到之处甚多。

曾国藩的几个至交都曾直言不讳地指出他的“傲慢”。因为修养不佳，脾气火爆（与一般印象相反，据考据他是个射手座），曾国藩到北京头几年与朋友甚至打过两次大架。第一次是与同乡、刑部主事郑小珊因一言不合，恶言相向，“肆口谩骂，忿戾不顾，几于忘身及亲”。

另一次则是与同年兼同乡金藻口角，“大发忿不可遏，……虽经友人理谕，犹复肆口谩骂，比时绝无忌惮”。这几句描写形象地描绘了曾国藩性格中暴烈冲动的一面。

因此三十岁是曾国藩一生非常重要的分水岭。

曾国藩之于后人的最大意义就是，他以自己的实践证明，一个普通人，通过自身不断的修行，可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后世子孙积累下财富。

作为全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北京聚集了当时最顶级的人才，翰林院更是精英云集。曾国藩逐渐发现，这些人的精神气质与以前的朋友们大有不同，他们大部分有着理学信仰，自我要求严格，对待他人真诚严肃，面对浮华内心坚定。

如果说三十岁前的曾国藩人生目标只是光宗耀祖的话，结识了这些良友之后，曾国藩暗暗立下了修身克己之志。

马斯洛将人的需求分成五个层次。第一层是食色性也，第二层次是安全的生存环境，第三层次是人际交往的需要，第四个层次是功名荣耀、出人头地。最后一个层次是自我实现。所谓自我实现，就是将自身的生命能量燃烧到最充分，把自己力所能及地变优秀。

有了坚定、强大的心理武器，“取法乎上”，曾国藩在三十岁之后逐渐调动出了全部潜能，开始实现自己“经世济民”的奋斗目标。

03

心存感恩天地宽

说起穆彰阿，后世的评价普遍不高。

甚至有人认为大清朝在道光皇帝手中走向迟暮的原因之一就是所用之人皆平庸之辈，前后两任军机首辅，先是曹振镛，为官几十载，清史稿书写其平生事迹仅仅七百多字，一生秉承“多磕头，少说话”的自保之道，对国家的贡献极其有限。

另一位首辅就是穆彰阿，更被认为是滑头一个，整天只知道揣测皇上的想法，永远顺着皇上意思办事，咸丰皇帝继位之后对于人事安排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将穆彰阿“踢出”军机处且永不叙用，可见穆大人的能力至少咸丰是不看好的。

穆彰阿的是非功过是一回事，但曾国藩在官场的升迁却有穆彰阿的功劳。

俗话说，“知恩图报，善莫大焉”，曾国藩与穆彰阿深厚的师生情谊至今为人所津津乐道。道光十八年，曾国藩进京赶考，位高权重的穆彰阿十分欣赏他，之后，曾国藩进入穆彰阿门下，成为门生。

没有任何权势背景的曾国藩凭着穆彰阿的指点以及举荐，加之自身正直、清廉、忠诚、刻苦的品行，受到道光皇帝重用，竟然在十年内连连高升，从七品翰林升至二品侍郎，升迁速度之快令他人望尘莫及。咸丰元年，穆彰阿失势，很多人与他撇清关系，但曾国藩感激其提携之恩，依旧经常前去探望。

直到同治七年，曾国藩任直隶总督，此时距离穆彰阿去世已经过去了十二年，但他仍不忘旧情，时常捎上银两接济穆氏后人，甚至主动修缮破旧不堪的穆家旧宅。曾国藩常说，要心存愧对之意，其实说的便是感恩。对朝廷、师长、幕僚、朋友、家人，他一直秉持“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感恩情怀。

04

利他终会利己

据统计，曾国藩的部下中后来有26人成为督抚、尚书，即正部级官员；有52人成为三品以上官员，也就是当今的副部级以上官员。此外，道员、知府、知州、县令更是数不胜数。由于他重伦理、恩情，这些受过曾国藩提携的亲朋故交，对曾氏后人的财富积累大有帮助，利他的最终结果是利己。

比如左宗棠一直辱骂曾国藩，但曾国藩对此却表现的非常大度：不但自己对左宗棠的攻击不闻不问，不予回答；还要求自己的亲朋好友及家人不要回击左宗棠，避免火上浇油，甚至鼓励他们与左宗棠搞好关系。

左宗棠西征时，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负责的军饷总是足额准时到达；左宗棠在剿捻和西征时，曾国藩又将最得意的部下刘松山交给左宗棠使用，后来刘松山屡立战功，对左宗棠帮助极大。

曾国藩死后五年，他的次子曾纪泽因病重无钱医治，便向左宗棠求助，左宗棠立即送给他三百两银子。曾纪泽去世后，左宗棠在医药费、丧葬费上又多次给予帮助。左宗棠任两江总督时，曾委任曾国藩的女婿聂缉椝为营务处会办，第二年，又提升为上海制造局会办。聂缉椝自此官运亨通，一直做到江苏巡抚。

曾国藩终生注重家庭教育，且对子孙严格鞭策，不厌其烦，以身垂范，其著作《曾国藩家书》影响了一代代文人，甚至伟人。这种独创的家教理论和方法造就了曾氏家风，其家族人才辈出。据统计，曾氏家族后来积累了大约100万两白银的家产，子孙后代有11人在科技、文化等领域具有很高的成就，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种罕见的现象。

两百多年来，曾家自曾国藩以下八代人无一“败家子”，家族绵延190余年，共出有名望的人才240余人，近200人接受了高等教育，其中众多留学欧美或日本等国，取得博士、硕士和获得院士、教授、研究员、高级工程师等职称的多达100余人，构成了一个声名远播的华夏望族。

一段时间内，国人容易把财富的累积等同于原罪，甚至认为所有人的第一桶金都是不干净的。随着整个经济环境的净化，社会分配制度的成熟，未来的财富累积者的主体必将向企业主、高管、专业人士迁移。在未来，道德和修养的完善不再和财富成为两条平行线，只有兼备能力与品行的新经济参与者，才有可能成为新财富的拥有者，这方面，一百多年前曾文正公的修身、言行、著作，在今天看也依然具备很强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