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化工龙头企业来中国建厂了，投资总额100亿。

9月15日，中国化学与德国巴斯夫集团签署协议，在中国广东湛江建设一座世界级化工一体化基地。

这个事情引起全球瞩目。

一是，154岁的德国巴斯夫在化工领域处于绝对的领先地位。可以说，全世界每两辆汽车中，便有一辆与之有关。

二是，巴斯夫这次的投资总额达到100亿欧元，成为其有史以来最大的单笔投资。有多大呢？相当于五个特斯拉超级工厂。

巴斯夫湛江一体化基地工程预计在2030年建成，届时湛江将成为巴斯夫在全球第三大的一体化生产基地。

而且，这个事情的背景并不简单。

不仅美国喊话“10年内不得在华建厂”，而且德国内部的反对声音也不小。德国总理、经济部长都曾明确表示反对；在巴斯夫集团董事会中，也有一部分小股东投反对票；而且，为了阻止德国制造业迁往中国，德国政府取消了在华德企大量的补贴和金融支持。

但巴斯夫经过4年的坚持推进，还是坚定地搬到了中国。

为什么巴斯夫要义无反顾地来中国？在碳中和的大趋势下，为什么我们会欢迎“高耗能、高排放”的化工产业转移到中国？

俄乌冲突带来的影响太大了。

欧洲能源极度依赖俄罗斯。欧盟能源主要以石油（35%）和天然气（24%）为主，俄罗斯本就是欧盟最大的第三方能源来源，也是欧洲最大的天然气出口国，约占欧盟天然气进口的45%。

而这种依赖尤其在德国身上表现尤其突出。EIA数据显示，德国占俄罗斯天然气出口量的19.19%，在欧洲国家中占比最大。

天然气的短缺和涨价，除了民生，对工业企业冲击尤其大。因为整个欧盟每年大概有27%的天然气，都被用于工业生产了，尤其是化工行业。

化工业的关键就在于原料和能源，石油和天然气是最重要的化工原料。虽然对于一些高耗电的行业，没有天然气可以用煤炭、核能发电。但是如果天然气是主要原料，就没有第二种技术路线替代了，所以化工是受影响最深的一个行业。

德国本来就是一个自然资源比较匮乏的国家，所以才拼了命地发展化工。

德国能源消耗曾经位居世界第5位，其中60%的能源依赖进口，天然气在德国整体能源结构中占主导地位，份额为30.6%；石油第二位，份额为28.6%。

所以，德国科学家警告，由于能源危机，德国的基础工业，尤其是化学工业将面临终结。

这些影响在德国巴斯夫身上非常聚焦。仅巴斯夫一家的天然气总需求约占德国全国的4.5%。

成本的高企不仅影响到企业的生产可能停摆。而且，还影响到市场竞争力。

短短三个月，欧洲天然气价格从每1000立方米960美元，涨到3000美元，整整翻了3倍，给巴斯夫带来成本的飙升。

这也让巴斯夫不得不宣布提价。导致了同类的化工产品，欧洲的价格和国内相比越来越高。长期来看，找到降低成本的方法才是关键。

此种情况下，巴斯夫亟待自救。

于是，本来在2018年就开始考虑在湛江建厂的巴斯夫，在今年的7月份，不顾反对做出了最终的投资决策。

叛逆巴斯夫的这波操作，并不是孤例。一个很明显的现象是，其他的欧洲巨头，也在和中国越走越近。

狡兔三窟，在关系到能源时，是非常明智的选择。

巴斯夫最大的化工一体化基地在德国路德维希港，第二大化工一体化基地在比利时。此外，还在韩国、美国、墨西哥以及新加坡等地设有化工基地。

巴斯夫的第三大基地为什么选择建在中国？

一个跨国企业决定自己的产能往哪里布局，一定首先考虑投资的性价比和生产的稳定性。

如果产业对生产的稳定性要求比较高，同时对能源成本敏感，对运费不敏感，那很可能就会考虑转移到中国。

首先，几十年来中国能源供应体系结构持续稳定强化，加上“湛江地理位置优越”以及“广东是中国工业生产制造的腹地”，吸引巴斯夫落地湛江。

湛江地处粤桂琼三省交界，背靠大西南腹地，坐拥华南地区较好的深水良港，是诸多海外航线到达中国距离最短的港口。

同时，濒临南海北部湾，南海石油、中东石油都可以从湛江上岸、完成炼化后，再输送到其他地区。

巴斯夫把化工基地押注湛江，本质上也是押注中国南海油气的开发。

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北部湾城市群建设“十四五”实施方案》指出，要建设南方重要的能源资源储运基地，依托沿海油品码头和北海LNG接收站，打造辐射周边地区的海上天然气枢纽和油气储备基地，稳步推进南海油气资源和天然气水合物勘探开发。

数据显示，南海目前已发现18个新生代油气沉积盆地，石油地质资源量约230亿吨-300亿吨，天然气资源量约50万亿立方米，“可燃冰”资源储量也十分可观，被称为世界上第二个“波斯湾”。

另外，除了海上的LNG船与南海天然气资源以外，中国还有三条保障天然气供应的路上管线，一个是西北方向中亚天然气管道、一个是东北方向俄罗斯管道、还有就是西南中缅的天然气管道。

另外，除了能源方面的优势，我国还是制造业大国，有比较完备的产业链，技术能力也在逐渐地积累，还有工程师的红利。

一般来说，产能的转移会跟在订单的转移之后，因为订单的转移让跨国企业验证了我们具有这部分竞争的优势后，就会对产能布局做相应优化。

在疫情之前，中国的有机化学品、电气设备、机械设备、汽车零部件等行业展现出了优势，我国的出口份额稳步提升。在欧洲“断气”背景下，中国制造业比较优势进一步提升。

巴斯夫在我国生产的高端材料，立马就能跟我国的高端产业产品进行产业链对接，产业就优化起来了。

此外，中国还有庞大的内需市场。

中国已经是占全球化学品市场40%份额的第一大国，近年来，高端化学品尤其是新材料方面，需求的快速增长远远大于供给的增加，各国外资在华布局化学品深加工产线就更加顺理成章。

业务转移加速不是一种新现象，而是对过去趋势的延续。能源危机是短期催化因素，其背后原因是中国不断优化的能源结构，不断提升的全球产业链位置和大规模的市场。

在历史上，已经发生过了四次全球范围内的产业转移。每一次转移，都成就了一批高速增长的工业化国家。

在新一次产业转移的大背景下，中国也正处于新的转型期：东南亚承接我们的低端产业，中国继续转型升级实现进阶。

因此，那些单位能源附加值高的行业产能转移，对中国是很大的机遇。

例如巴斯夫这样的企业把产能转移到中国，对中国的化工产业来说，有望产生新的鲶鱼效应。就像特斯拉之于中国汽车产业。

公开信息显示，这次巴斯夫湛江项目未来除了生产常规的有机化工原料产品，还有多个面向消费市场的下游产品生产装置。其中，新增产的每年6万吨工程塑料已经开始生产，2023年另一套热塑性聚氨酯项目（TPU）也将投入运营，以满足汽车和电子产品等行业日益增长的需求。

与电动车一样，中国并不缺乏化工研发能力，例如在2021年中国TPU的产消量就已超全球一半。但国内大部分TPU生产企业核心技术优势缺失、产品结构单一，行业利润难以有效提升。而巴斯夫等跨国公司技术优势突出，可以带路培养配套供应链与市场环境。

只是，需要关注的是，欧洲制造业转移是结构性的变化还是暂时的？

首先从短期来看，今年冬天欧洲一定是比较艰难的，不管怎么计算，欧洲的天然气、电力供给都是不足的，会对整个欧洲制造业造成一定影响。

再往后看两三年，欧洲能源成本上涨幅度仍会比我们高，尤其是俄罗斯被制裁无法把能源向西方国家出口的情况下，由此在未来几年之内中国仍有能源价差的红利。

长期来看，2030年左右，欧洲的光伏、海上风电和其他可再生能源发展起来，实现了清洁能源的转型，中国的旧能源红利会有所弱化。但中国的光伏制造、风电行业处在世界的第一梯队，清洁能源的建设也相对靠前。

因此，不管从旧能源或新能源体系来看，我们国家都具有一定的优势。长期来看，我们仍能享受到有能源优势方面的红利。

而且，碳中和的背景下，还可能带来制造业全球相对优势的重新评估。

在欧洲出台“碳关税”的情况下，实际上会对成本进行重构。原来大家认为的成本主要是指劳动力、土地、电力等，现在则还要考虑“碳成本”，而我们国家的新能源优势能让我们获得更强的成本优势。

我们国家西部土地成本、劳动力都比较低廉，也是新能源发展最集中的区域，传统意义上能源消耗比较高的行业，尤其是化工行业，如果能够流向我国西部地区，还是有利于我们国家区域的协调性发展，也有利于继续保持我们国家的全产业链优势。

总之，后疫情时代，全球产业链的转移没有停止，而是在加速重构。之前人们可能并不觉得生产会出现中断，但是新冠疫情给了全球企业一个深刻的教训。未来跨国企业在布局产业链时，会对安全和稳定赋予更高的权重。

欧洲产业转移到中国未来幅度或许会减弱，但是大方向不变，我们的红利有希望能够长期维持。

比较理想的结果是，一边实现双碳目标，一边实现经济转型、全球产业链位置的提升和经济的高质量发展。